（3）免于奴役或强制性劳动。

两党制有利于选民做出明确选择的说法是英国两党学派的观点，两党制能起到缓和作用是美国学派的典型论点。倡导对私有产权的绝对保护更是赤裸裸地为资本的自由张目。

有时还煽起骚动和叛乱。但中国共产党的宣示至少是其奋斗目标，符合亚里士多德和孟德斯鸠对真正民主制的德性要求。中国共产党不同于党争民主制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泛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实践也证明，党导民主制是适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主制度。但是因为自由会助长党争而废除政治生活不可缺少的自由，这同因为空气给火以破坏力而希望消灭动物生命必不可少的空气是同样的愚蠢。

然而，麦迪逊接着说，英国宪法之于孟德斯鸠，犹如荷马之于叙事诗的启蒙作者。非洲大多数国家独立之初基本上采取普选制，但没过多久，这些国家普遍政治衰败、经济停滞甚至倒退、人们生活水平下降、社会动荡不安，于是乎各种威权政府或者军事政权替代党争民主制成为这些国家的选择。若未能忠实反映学术现状，还请诸师长同侪海涵。

因此，在本文最后，笔者尝试将相关文献作一简单罗列，以期较为直观第反映三十年来我国基本权利研究的状况。[6] 相关论述参见吴家麟：《论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载《法学杂志》1982第4期。周永坤：《论宪法基本权利的直接效力》，载《中国法学》1997年第1期。有学者指出，该案所折射出的司法政策与理论，犹如把以往绑在栏厩里的宪法放了缰，任其纵横驰骋于社会各个领域，若承认宪法私法化，则有将宪法权利规范所调整的范围无限泛化，以致公权对私人社会全面干预的风险。

徐振东：《基本权利的侵害与救济》，载《法律科学》2004年第1期。[90]进入21世纪以后，宪法学者筚路蓝缕、共同推动，基本权利理论理论研究日渐深入。

[37]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存在诸多质疑与批评，当前学界的通说观点仍然是权利与义务的一致性，[38]对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的关系的理解，仍然是未来我国基本权利基础理论建构中的关键问题。[47] 该观点王涌教授、张翔教授论文皆有论及，参见王涌：《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三层结构说》，《法学研究》2013年第4期。[99] 此外，还有学者在比较法的基础上，从现行宪法的文本出发，对我国现行宪法的基本权利体系既有缺陷进行分析，认为其整体结构相对松散，内涵不明确、表述不规范，权利体系与权利规范结构不完整、缺乏必要性条款，并由此对我国基本权利体系进行了重构，将其划分为四个部分，即个人基本权利和自由、政治权利、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基本权利的保障。宦吉娥：《宪法基本权利规范在刑事法中的效力研究》，武汉大学2009届博士学位论文。

[108] 就第二个问题而言，对于尊严的界定，学界亦有诸多不同见解。总体上看，我国基本权利的研究，与最终形成以我国宪法文本为基础、具有内在逻辑性以及自我完结性的理论体系[195]之间尚有距离。[18] 此外，2002年发生的延安黄碟案、2003年的张先著诉芜湖人事局乙肝歧视案、孙志刚收容遣送案等等社会热点，也使得基本权利研究愈发受到学界重视并逐步迈上正轨。此次修宪前后，相关讨论极为热烈。

牛文展：《论表达自由的宪法保障：一种规范的模式研究》，中国人民大学2007届博士学位论文。而51条则蕴含对于基本权利的限制、对于基本权利限制的限制等关键因素，两者共同构成了基本权利理论体系。

[126]2004年人权入宪后，基于宪法第33条第3款国家尊重与保障人权内涵的开放性，使得生命权在我国有了更为坚实的宪法基础与解释空间。郑毅：《论同一主体的基本权利冲突》，载《政治与法律》2015年第2期，杨登杰：《执中行权的宪法比例原则》，载《中外法学》2015年第2期等。

因此，公民义务不具备基本权利在宪法上的价值核心的地位。其中，美国宪法修正案第1条言论自由条款以及第9条未列举权利条款作为美国宪法基本权利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内容而备受学界关注，相关理论研究著作颇多。[178] 陈新民：《德国公法基础理论》，山东出版社2001年版。谢立斌：《宪法社会权的体系性保障——以中德比较为视角》，载《浙江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郑贤君：《基本义务的宪法界限：法律保留之适用》，载《长白学刊》2014年第3期。李秀群：《宪法基本权利水平效力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8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废止2007年底以前发布的有关司法解释（第七批）的决定》，法释[2008]15号。[70] 参见《齐玉苓诉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纠纷案》，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1年第5期。

[85]有学者对比美、德宪法效力界定的模式，根据宪法的公法性质、平衡作用、稳定性以及宪法审查机构对议会立法民主合法性的尊重等四方面论证，认为宪法主要在公法领域发挥作用，在私法领域内仅限于间接效力，不宜被直接适用。④人权是抽象的道德权利，基本权利是具体的法律权利。

未规定合理补偿或适当补偿标准，以及正当程序，以对私人财产征收征用等限制手段加以限制，保障水平不够充分。[199] 类似的研究，如张翔：《机动车限行、财产权限制与比例原则》，载《法学》2015年第2期。

之后，德国公法理论，特别是基本权利理论开始受到学界的关注，更多经典著作被引进国内。王月明：《公民监督权体系及其价值实现》，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159] 参见张翔：《基本权利限制问题的思考框架》，载《法学家》2008年第1期。[99] 参见刘茂林、秦小建：《论宪法权利体系及其构成》，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年第01期。

③人权来源于自然法，而基本权利来源于人权。在整个80年代，学术界对于基本权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概念说明上，即结合现行宪法中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制定历史、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的结构与内容，对相应的基本权利条款进行简单说明。

[152] 参见郑贤君：《基本权利原理》，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10—211页。从总论[19]上对基本权利的价值理念、宪法构成、法律保障的理论论述，到各论中对人性尊严、表达自由、知情权等权利的具体分析，[20]相应的理论化研究渐次展开，为后来基本权利理论体系的建构奠定了基础。

[70]据此，山东省高院直接援引《宪法》中公民享有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条款，判决原告胜诉，因而被称为宪法司法化第一案，由此引发了宪法学界的高度关注与热烈讨论。中国知网的引证文献主要由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的期刊文献、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的优秀硕士学位论文以及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中的重要会议论文四部分构成，具有较高的客观性、科学性和全面性。

张庆福：《论知情权》，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应该看到，这一时期的研究尚未及在理论研究层面充分展开，而对八二宪法的制定过程以及我国制宪历史的描述与说明才是重点，这是任何国家宪法制定之初相关学术研究开展的普遍现象。[13] 如徐显明：《基本权利析》，载《中国法学》1991年第6期。3．人权条款的功能 对于被写入宪法的人权条款到底能够发挥怎样的功能，学界也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观点与看法。

[12] 如王叔文：《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的权利和义务》，载《法律科学》1990年第5期。[49] 参见林来梵：《针对国家享有的财产权——从比较法角度的一个考察》，载《法商研究》2003年第1期。

龚向和：《理想与现实基本权利可诉性程度研究》，载《法商研究》2009年第4期。[7]例如，对宪法未规定迁徙自由、罢工自由的现实考虑进行说明，[8]以及结合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说明宪法规定人身自由、人格尊严条款的原因与意义。

杨士林：《公众人物的名誉权与言论自由的冲突及解决机制》，载《法学论坛》2003年第6期。[117] 参见李海平《宪法上人的尊严规范分析》，载《当代法学》2011年第6期。